菲利在对犯罪人的研究中，采用实证调查方法，大量占有数据，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96]1945年5月7日，在旧金山会议上，经讨论，原则上同意以南非代表团的草案作为序言部分的基础。对此不足的弥补，是由根据宪章第68条成立的人权委员会起草、1948年12月10日联大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完成的。
在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四大国中，中国作为最弱的一方，也是唯一的亚洲国家。这样，《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从原来仅有的一个人权条款增加到三个条款。罗斯福支持这一想法，建议邀请挑选出来的团体，并给予其作为美国代表团顾问的半官方地位。对此，美国国际人权法的代表性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在20世纪末这样指出：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一个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居民——在原则上，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是每个人的事情，是国际制度、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事情。[34]所以，与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不同，由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四大自由作为反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以尊重人权为宗旨有其历史必然性。
[41]第一阶段会议美、英、苏三国参加，共五周（8月21日至9月28日）。[22]在二战结束之前，又有21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家宣言》。UN Doc. E/CN.4/Sub.2/SR.14(1947). [59]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3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271页。
[6]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除了含有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愿望外，同时含有个人的其他权利免受侵犯之意，因而在人权话语中具有中心地位。[18]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Harper Row, 1950, p.453. [19]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II,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p.1124. [20]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Harper Row, 1950, p.361; M. Glen Johnson, The Contributions of Eleanor and Franklin Roosevelt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for Human Rights, 9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9, 22-23(1987). [21]《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42—343页。第1条第2款以往不被视为人权条款，因为从宪章起草背景来看，第1条第2款提到人民的平等权利及自决不特指殖民地人民，而更多地意味着民主。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认为人权与国际安全组织的任务无关。
美国参战后，四大自由成了罗斯福最钟爱的表述同盟国战争目的的语言。[28]这是战时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联合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
[16]在丘吉尔建议下，英、美两国首脑及三军参谋长于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120] （7）宪章第12章第76条规定了联合国托管制度的基本目的。由于美、英、苏优先考虑大国在新国际组织中的特殊责任和投票程序等问题，1944年10月由大国拟定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只有一项人权条款。[126]正是根据《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经社理事会设立人权委员会及其他与人权相关的委员会，先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许多人权条约。
[57] U. N. C. I. O. Docs., Vol.3, p.24-25.谢启美、王杏芳主编：《中国与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11月29日，罗斯福在与斯大林谈话中，提到战争结束后，应成立以《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国为基础的、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构想。政治手腕和恐吓手段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在上层爱国者们心目中的合法性，腐败的官僚体制并不能赢得腐化了的投机官僚分子的忠诚。当前进中的盟军占领了堆满了政治犯、奴隶劳动者、生者和死者的集中营后，首次呈现出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认为，把过去半个世纪建立的整个人权大厦归结为这几个字并不牵强。这样，美国政府为会议准备的有关人权的初步建议，主要集中于国际组织的大会有权对增进和遵守人权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
[84] 这样，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来自美国宗教组织、工会、教育、法律、妇女等各界42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被允许参加旧金山会议。[23]这导致人权条款在旧金山会议上被列入《联合国宪章》。
[112]由于尊重和遵守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之一，因此，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6条，联合国会员国不仅有在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义务，也有通过本国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开明行为，支持联合国这一关键性宗旨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民国70年（1981年）版，第875页。[65]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政府的主要着眼点是获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租借地的权益和要求割让德国在南太平洋的重要岛屿。[18]这是在国际文件中首次出现联合国一词。在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相的战时内阁领导下，英国成了欧洲唯一坚持抵抗纳粹德国的民主国家。[63] 所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国际组织宪章草案提出种族平等建议，与其说是为了尊重个人的基本人权，莫如说主要是从国际社会的国家之间关系角度考虑的。
在丘吉尔准备的原稿中提到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为所有国家和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手段。会议议题主要包括开辟第二战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战后处置德国以及波兰问题等事项。
罗斯福把新政改革与反抗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英国外长艾登表示完全支持，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表示由于中国未参加这次会议，建议先通过三国宣言，在会议结束前若能获得中国同意可转变为四国宣言。
[43]美国政府关于大会有权建议遵守人权措施的建议，遭到苏联和英国的反对，认为这可能会赋予该组织干涉成员国内政的权力，从而侵犯国家主权。[66]今井清一『日本近代史II』（岩波書店，1977年）171頁。
由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强烈反对，日本的建议遭到拒绝。三、旧金山会议上《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的确立 （一）中小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突出贡献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战后国际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领域。[22]在二战结束之前，又有21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家宣言》。
[61]由于谢伟思试图说服美国政府放弃蒋介石并称共产主义是中国最好的希望，这成了美国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50年攻击诬陷美国国务院的把柄，并由此掀起了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反共狂潮。这样，人权就成了美国战争与和平的核心议题。
[36]1942年2月19日，在《联合国家宣言》公布后不久，罗斯福总统还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军方将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强行转移到内陆16个拘留中心和10个集中营。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37]又如，英国无意废除他们的殖民帝国。[127] 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实践表明，尊重人权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也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例如，早在1938年，美洲国家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第八届会议上就通过了《捍卫人权宣言》，同时还通过了谴责种族和宗教迫害的决议、支持妇女权利的决议以及关于工人结社自由的决议。出席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挑选了42个非政府组织参加美国代表团。日本历史学者今井清一认为，日本政府对成立国际联盟态度消极，是作为一种对策而提出了种族平等的建议。[80] 然而，20世纪40年代中期，多数拉美国家仍然是压制性的右翼政权，很难称得上是人权保护的典范。
战后非殖民化是世界政治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1943年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德黑兰宣言》明确宣布：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之一。
[133] 结束语 《联合国宪章》的人权条款较为笼统，缺乏对人权具体内容的界定和列举。这份文件阐述了中国对建立世界和平机构所持的基本观点，其中在（一）一般原则之下的第2项提到各国应确认国家平等与种族平等之原则。
这是最初播下的联合国的种子。[73] 再次，二战末期在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人民阵线运动，工会组织、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迅速增大。
